因此，整个过程中许霆这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与单纯的恶意偷盗并不相同，不应该像原审那样简单论处。
其次，从重审判决书中的这段文字以及其后认定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审对事实的描述剪裁掉了很多关键情节——主要是有关许霆取款过程的描述。二是有大量证据证明被害人在讨债过程中对于欢和他的母亲进行了侮辱。
(12)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69页。更不用说有时这些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叠加起作用，如落实政策之考虑和逃避自身风险两者可能就会叠加，从而使法官更倾向于牺牲并非完全清白的那一方。要避免或减少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根除前述提到的各种法外因素对司法的干扰，或者将其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但这些话题更多属于政治体制层面，非本文所能及，故不就此展开讨论，下文仍限于法律和司法的技术领域来寻求解决之道。内容提要：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法院的判决越来越容易为公众所知晓，其结果之一是有些判决引发了社会争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⑩许霆案同样可以说是因银行过错而导致储户取款受责，但与何鹏不同的是，许霆是明知自己的账户中只有175块多钱而利用机器故障提取不属于自己(因为所提之款项不在自己账户内)的钱款，而何鹏提取的则是已经存在于自己账户中的款项。
但不包括所谓的直接故意，即通过积极作为利用自己的某种便利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而就其出台的机制而言，也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负责。1993年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研究员。
这种对于自然法的神学改造和发展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保存下来了。这个无情的事实不但使人重新注意到法律的正义性问题，而且促使人们从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立场转向对法律应该怎样这一问题的探索。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一直到近代启蒙学者，两千余年间，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曾经占据过那么多智慧的心灵，唤起过如此纯洁高尚的理想。（5）法律不得相互矛盾。
边沁说，在一个多少算是文明的社会里，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来自法律。本文来源于《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1期），欲求详细内容请查询实体出版物。
在他们憧憬的自然-理性王国中，奴隶制是不存在的。神学家们所做的，是把它加以神学的改造，把它安排在一个新的价值系列中，使它从属于一个更高的存在：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一直到查士丁尼皇帝，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万民法渊源于自然理性。罗马法学家回避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一书中，自然法这类理想实体的形而上学概念被说成是人类理智的过时之物。如果说，早期智者们把城邦法看成某些特殊利益的体现，或嘲弄，或抨击，主要表明了他们看待实在法的理智态度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更多是强调了这种价值归属的意义。虽然这一类人不一定总是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而且，他们有时会采取某种虚假的说明形式，但是，在一个称得上文明的社会里，他们的工作像前两类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价值追求 。
作为一种被宣布为自然的价值追求，自然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人类的价值判断在物质世界中间找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外在的自然则在人类灵魂深处发现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
作为自然法则，它是永恒的、普遍的和单一的。他们在伪装成事实的法律命题下面偷运了某种价值判断，悄悄地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梁治平也被誉为法律文化论的开创者。这种关注，从古希腊思想家那里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理解西方法律沿革的重要线索。这便是现时代的新自然法。把这种东西与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恐怕主要不再是共同的理论模式，而是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19世纪需要的是秩序，是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至此，自然法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革命。
屠杀犹太人、蹂躏人权和其他种种暴行，居然会假法律之名做出。梁治平，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
只不过，这些事实是人为的、暂时的。第二种人多半是社会学家和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法学家。
这些，在二战以后的新自然法学发展中有更充分的表现。（梅因：《古代法》，第52页） 在欧洲法律史上，由自然法观念促成和创造的东西也许不算多，其重要意义却不可以忽视，如法律中的理性观念，这一点便可以说是决定西方法律性格的少数几个重要因素之一。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页。禁绝这种探求，就是扼杀法律的生命。如果我们拉开距离，以一种富于同情的眼光去观察它，或许能够发现，在它那幼稚而又偏执的面貌下面，隐伏着人类心灵热情而大胆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会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终止，它将与人类同在。这两点，正是它不同于自然法这类事实的地方。
有些人把法律视为自在的封闭体系，由分析入手，阐释概念的含义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刻的矛盾：实在法自身的矛盾。
同是借用这个公式，一个古代斯多噶派信徒所表达的信念与一个中古神学家所讲的东西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方面，不同时代的哲学往往是不同的。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12页） 13年后写成的法国《人权宣言》把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西塞罗说，自然法是永恒的和普遍的，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如果说，对法律结构的概念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主要是把法律变成能够有效运用的社会手段的话，那么，探求法律的价值意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另一些新自然法论者在其法的定义或解释论中特别注意了法的实证要素，也可以说是受19世纪以来其他法学派别影响的结果。罗马法学家并不讳言人类自然是平等的一类命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法律公理，是一件单纯的事实。
我们今天重温自然法的历史（虽然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述），不能不记住这一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古典自然法的信徒看来，富勒的这套理论大概是陌生的，因为以往的自然法只要求法律与外在的道德目标一致，实际是讲内容的合理（亦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称之为实体自然法。
有人认为，自然法的真正复兴是在二战之后。新康德派的代表人物施塔姆勒提出了新的正义观，他认为，自然法的内容是可变的，这个看法很投合20世纪的胃口，因而颇为流行。
首先，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古典自然法学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他们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深切关注，可以在他们心中强烈的正义意识里找到根据。
